在《觉醒年代》中，陈独秀与李大钊曾有一段交流，陈说：“前途不是沿用旧的方法，只有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，中国才能避免灭亡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朴素，却隐含着近现代中国最沉重的伤痛，并不在于打输了多少仗，而是背负了多少债务，被债务所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今天让我们从毛泽东年轻时期的探索开始，了解中国是如何摆脱“以铁路国税作抵押借款维生”的深渊，从而逐步走出百年债务的枷锁，迎来崭新的局面。
晚清“借债苟活”，从铁路权抵押到民变四起
为了理解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新路径，必须首先了解过去的艰难历程。在晚清的数十年中，签订条约、赔偿白银成为了常态。
《南京条约》赔偿3500万两，《北京条约》为2700万两，而《马关条约》则直升至2.597亿两，合计金额不仅远超清政府三年所获的财政收入，且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，数额更为惊人。
最严厉的是《辛丑条约》，索赔高达九亿八千万两，分摊在三十九年内偿还。当时全国人口约四亿，每个人肩上的债务相当于三两白银。
这根本不算赔款，简直就像把国家的根基都敲碎、出卖出去一样，赔的钱已经付出去了，可国家还得维持生计。清政府所想的办法是“借新还旧”，用国家的利益作抵押来渡过难关。
在1905年，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建设权益被转让给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德国，作为交换，他们获得了一笔贷款。
最终，四川人民表达了不满，坚决反对铁路权益转让外国人，认为自己的铁路为何要归外国所有。1911年爆发的“保路运动”引发广泛抗议，也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。
事情还未结束，沉重的债务使官府不得不增加税收，从1901年至1911年，严重的征赋总额涨了50%，由此引发的起义达到了1300多次。
陈独秀后来批评道，“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靠借债来苟且生存”，这一评价毫无偏差。借的其实不是资金，而是一种催命符，更令人讽刺的是，这一债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。
袁世凯登上政坛时，直接声明“我们承认清朝的条约”，而蒋介石政府表现得更加坚决，持续至1938年，仅在对日本的赔款额就累计达到5.76亿两。
当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之际，正是《辛丑条约》规定的对日赔款到期的时期，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使用自有资金，资助他国对我们进行侵略。
遇到这样的屈辱，谁又能忍得住呢？
从《盛世危言》到杨昌济，毛泽东思想觉醒的关键三步
毛泽东年少时，就是在这样的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十六岁时，还在韶山冲的他，曾遇到一位重要人物——前朝的才子李漱清。
此人非同寻常，曾因推广变革思想而被官府通缉，之后逃到韶山避难。
他对毛泽东提出“应废除庙宇、反对裹脚和留辫子”的主张， 对于一个偏远山村的少年而言，就像一声惊雷般震撼。
后来，表弟文运昌赠了一本《盛世危言》，书中一句“中华将覆矣”，让毛泽东顿时愣住了，才意识到国家的实际状况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，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。
原本打算就此留在韶山，然而李漱清建议他外出学习。到1910年，毛泽东进入东山学堂，算是首次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那里教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观念，他便成了“农家子弟”，因此常常受到富家少爷的欺凌。
一次有人取笑他“衣着像乞丐”，他没有回应，但内心却更加坚决地立下了“必须要扭转这一切”的决心。
在此期间，他翻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，觉得“变法自强”具有可行性，同时对拿破仑和华盛顿怀有崇敬，坚信富国强兵才是出路，在脑海中逐渐萌生了“以经济振兴国家”的思想。
启迪他思想的关键人物，是他在长沙求学期间遇到的杨昌济。
杨昌济提出“经世致用”的理念，教导他“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善社会，而非追求官职或财富”。
毛泽东紧随其后，结识了像萧子升、蔡和森等新兴的青年力量，日复一日地商讨“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”。
在交谈中，他逐渐意识到一个难题，仅仅进行政治革命是不够的，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经济基础就难以稳固和提升。
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他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策略的雏形，也使他与仅仅提出“政治革命”口号的陈独秀等人不同，他关注到了根本性的问题。
新中国建立之后，毛泽东立即采取行动，彻底结束了这笔糟糕的账目。
1949年，他提出“整理好屋子再迎客”的比喻，意思非常清楚，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不再具有约束力。
当时，许多人担忧这样做是否会导致被国际社会孤立。毛泽东不为所动，他强调“中国人民没有欠任何债务”。
随后，国际法委员会在1952年确认了“恶债不偿”原则，指出这类债务不是为了国家或民众的利益而借的，根本无需偿还。
清朝末期的赔款，都是列强侵占掠夺所得，理应视为“恶债”。不仅如此，摆脱这些遗留债务，也为新中国重建自己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基础。
没收外国资本企业，夺回海关的控制权，甚至自己发行货币，1950年发行了“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”，以粮食和布匹等实际物品作为抵押，民众乐意购买，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。
到1952年，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145%，粮食产量也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，这才是真正的“自主独立”。在过去依靠借款度日的时候，又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？
回首观看《觉醒年代》中的那句“新路”，才真正体会到它所蕴含的分量。
从韶山冲那位因《盛世危言》而彻夜难眠的少年，到天安门城楼地庄严宣布“中华民族站起来了”的领袖。
毛泽东以及众多革命者所走的这条道路，并非凭空构想而成，而是受到百年债务压力所迫，经过无数次挫败之后摸索出来的。
晚清时期，借债维生的做法表明，寄望他人资金永远难以自立；而新中国则通过强调“独立自主”，向世界传达，唯有依靠自身的道路，才能稳固前行、长远发展。
如今的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没有人再敢用债务问题来左右我们。
这正是对《觉醒年代》中“新路”理念最佳的回应。只有坚持民族的自主性，才能避免再次陷入“债务奴役”的陷阱。
这个道理，百年前的毛泽东已领会，现今的我们更应铭记在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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